東北師範大學程鵬萬先生著《簡牘帛書格式研究》，2017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340千字，定價58元。
簡牘帛書格式是指作爲書寫材料的簡、牘和帛書的格式,或稱爲“簡帛制度”、“簡帛形制”，其內容包括簡牘帛書的選材、修治、長度、編聯、繕寫、題記、符號、容字及收藏等。該書全面梳理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史，幷結合新出土材料對相關問題做了深入探討。
承程鵬萬先生慨允，茲將是書書影、目錄、緒論分享于次。
緒論
第一章簡牘格式
第一節簡牘稱謂、種類與簡牘材質
第二節簡牘修治
第三節簡牘編聯
第四節簡牘長度
第五節簡牘的繕寫
第六節簡牘題記
第七節簡牘符號
第八節簡牘容字
第九節簡牘收藏
第二章帛書格式
第一節帛書概述
第二節帛書選材與繕寫前的處理
第三節帛書的繕寫
第四節帛書收藏
第三章檢署格式
第一節檢署定義
第二節封檢類型
第三節檢的封緘
第四節題署
附錄一簡牘帛書標題一覽表
附錄二簡牘格式一覽表
附錄三帛書格式一覽表
引書簡稱對照表
參考文獻
一、簡帛格式內容
簡帛格式是指以簡牘、縑帛作爲書寫材料的古代書籍[1]的格式，或稱書籍制度、簡帛制度、簡帛形制等。簡帛格式包括簡帛選材、修治、長度、編聯（帛書不需編聯）、繕寫、題記、符號、容字和收藏，以及與簡帛相關的檢署格式。
二、研究簡帛格式的意義
研究簡帛格式可以加深我們對古代書籍的瞭解。“我國古代書籍源遠流長。早在有關殷商的文獻和商代甲骨文中，已經有了典册的踪迹，知道那時人們已利用竹木制簡，用繩編連成册。至少到春秋時期，又用白色的帛作爲書寫材料。此後，書于竹帛就成了大衆的常談。不過，早期的簡牘書籍究竟是什麽樣子，學者只能由文獻記載去推測，不免有不少失實的地方。”[2]我們通過總結出土簡牘帛書的格式，結合傳世文獻探討先秦兩漢書籍格式，可以大大加深對古代書籍的瞭解。
研究簡帛格式有助于簡牘帛書的整理、復原。出土的簡册多因編繩的腐朽而散亂，帛書也因年代久遠而殘碎，“瞭解了古代簡牘帛書制度的具體內容，就可以給出土簡牘帛書的整理工作帶來極大的便利，通過瞭解有關制度的規定，便于將零散的簡牘明晰地根據長度、形制、格式、體例等分類歸納，幷據不同形制的簡牘去確立其內容類型，復原編集，進一步研究。”[3]
三、簡帛格式研究概述
在我國，比紙更早的書寫材料是簡牘和縑帛。簡帛作爲書寫材料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此簡帛格式對後世書籍産生了深遠影響。由于時間久遠，以簡牘和縑帛作爲書寫材料的書籍是什麽樣子，現在已經不是很瞭解了。漢唐人的著作與注疏裏只是零星地記載了書籍格式的一些情况：《論衡·謝短篇》“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春秋左氏傳序》“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唐代孔穎達疏：“鄭玄注《論語序》，以《鈎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唐代賈公彥注“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今本誤作尺二寸，詳阮元《校勘記》）。《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漢代人尚能見到簡帛實物，其著作裏記載的簡帛格式，可能是當時簡帛書籍的忠實記錄。漢代以後，簡牘逐漸被植物纖維紙所替代，人們對簡帛逐漸陌生，相對于漢代學者的記載來說，唐代及以後學者的記述，已屬“紙上談兵”。明末清初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一“器用·書札”[4]、清代李惇《群經識小》卷四“論方策”[5]、汪繼培《周代書册制度考》、徐養原《周代書册制度考》、金鶚《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6]、葉德輝《書林清話》[7]等討論古代書籍格式的著作，更是無緣于實際的簡帛。這些研究是建立在漢代記述及唐代注疏基礎上，基本上沿襲漢唐人的說法。這些著作詳細地梳理了文獻記載的簡帛格式，爲後來的研究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
20世紀初，敦煌漢簡的發現帶來簡帛格式研究方式的改變。學者研究簡帛格式，可以將文獻記載的書籍格式與簡帛實物結合起來。在此之前，典籍裏也提到簡牘的出土。大規模簡册出土僅有晋代的一次，而晋去漢未遠，當時尚未注意到簡册格式。20世紀簡帛格式的研究，當首推西方學者沙畹《紙未發明前之中國書》。[8]可惜沙畹幾乎沒有利用出土簡牘資料與傳世文獻作對比。[9]國內學者較早研究簡牘格式的是王國維先生。他研究簡牘帛書格式著作《簡牘檢署考》中文稿于1914年刊登于《雲窗叢刊》。[10]《簡牘檢署考》是這一時期研究簡牘格式最重要的著作。《簡牘檢署考》總結簡牘長度爲“分數倍數說”，對後世影響極大：
古策有長短，最長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最短者四分取一。……而武帝之書名“典”，則以策之大小爲書之尊卑，其來遠矣。周末以降，經書之策皆用二尺四寸。……簡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牘則自三尺（槧），而二尺（檄），而尺五寸（傳信），而一尺（牘），而五寸（門關之傳）。一均爲二十四之分數，一均爲五之倍數，此皆信而可征者也。[11]
馬衡《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12]、傅振倫《簡策說》[13]都沿用此說。王國維之後，余嘉錫[14]、原田淑人[15]、勞幹[16]、黃盛璋[17]、黃文弼[18]，陳槃[19]諸先生文都曾著文討論簡帛格式。《簡牘檢署考》的另一個貢獻是對檢署格式的研究。王國維先生結合出土實物對檢署概念的界定、封檢的封緘以及封檢題署都作了非常詳細的論述。
20世紀50年代前，除敦煌和居延等地出土零星古書類簡牘外，出土簡帛以文書、喪葬文書爲主。雖有楚帛書的出土，但因爲材料的限制，也幷沒有引起學者的注意。[20]從實質上來說，這一時期簡帛格式研究仍舊依靠傳世文獻資料，出土簡帛的作用反而不大。
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M6出土漢簡600餘枚，內容是《儀禮》，爲研究簡帛格式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陳夢家先生整理了這批材料，《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册制度》一文就是在整理武威《儀禮》漢簡基礎之上完成的。[21]《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册制度》是繼《簡牘檢署考》之後簡牘格式研究最爲重要的著作。陳先生將簡牘格式分爲“材料、長度、刮治、編聯、繕寫、容字、題記、削改、收卷、錯簡、標號、文字”等內容。陳夢家先生所確定的簡牘格式的框架，仍是我們研究簡牘格式的基礎。在國外，錢存訓先生所著《書于竹帛》運用傳世文獻與考古文獻兩方面的材料，對中國古代書籍的産生與演進做了很好的研究，其中對簡帛格式也進行了充分的討論。[22]
70年代以來，銀雀山漢簡、阜陽漢簡、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包山楚簡、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竹簡以及居延漢簡、敦煌漢簡的出土，爲簡牘格式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實物資料。臺灣學者馬先醒先生在《簡牘學報》第七期發表了《簡牘釋義》、《簡牘時代》、《簡牘質材》、《筆削與汗青》、《簡牘形制》、《簡牘文書之版式與標點符號》、《篇卷與竹帛》、《簡牘之編寫次第與編卷典藏》[23]等一系列文章討論簡牘格式，是繼陳夢家先生之後簡牘格式的又一次全面總結。鄭如斯[24]、高大倫[25]、薛英群[26]、鄭有國[27]、馬先醒[28]、李均明、劉軍[29]、劉洪[30]、胡平生[31]、洪石[32]、李零[33]、馮勝君[34]、張顯成[35]、趙超[36]、劉國忠[37]、冨谷至[38]、馮勝君[39]、耿相新[40]諸先生都曾著文討論簡牘的格式問題。
近年來，簡帛格式研究向縱深拓展。林清源《簡牘帛書標題格式研究》，先總結出土簡帛的標題格式，然後據之糾正了一些有關簡帛標題不確切的看法，幷且利用睡虎地秦簡標題格式校正了斷簡的拼接。[41]邢義田《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爲例》通過測量漢簡體積、重量討論了簡牘的書寫與收藏等問題。[42]孫沛陽先生通過觀察，發現了簡册背劃綫，這對于簡册的復原來說非常重要。[43]李松儒先生通過對楚簡抄手字迹的研究，考釋楚文字、復原楚簡的編聯、拼合殘斷楚簡。[44]
最近，岳麓書院秦簡、北京大學西漢簡牘和秦代簡牘、清華大學戰國楚竹書的入藏，裏耶秦簡、肩水金關漢簡、長沙走馬樓吳簡等簡牘資料的陸續整理出版，我們相信簡帛格式研究的前景將更爲廣闊，必將成爲簡帛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1]簡帛書籍大致可分爲三類：一、古書。古書即歷代史志著錄的“書”，古人叫“藝文”或“經籍”。據《漢書·藝文志》古書有“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類。律令，依《隋書·經籍志》歸爲古書。二、文書。文書指的是作爲檔案或文件的“書”。三、喪葬文書。喪葬文書是指從墓葬出土的隨葬器物的清單，與文書中的簿籍類近似，參看陳偉：《關于包山楚簡中的喪葬文書》，《考古與文物》1996年2期，70~75頁。或稱之遣册、物疏、器疏等，參看洪石：《東周至晋代墓所出物疏簡牘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考古》2001年9期，59~69頁。我們爲叙述方便，將喪葬文書分爲遣册和遣牘兩類。
[2]李學勤：《新出簡帛與學術史》，《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4頁，
[3]趙超：《簡牘帛書發現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89~90頁。
[4]方以智：《通雅》，光緒庚辰（1880年）六月桐城方氏重刻本。
[5]李惇：《群經識小》，道光五年（1825年）安禺堂刻本，八卷。
[6]汪繼培：《周代書册制度考》、徐養原：《周代書册制度考》、金鶚：《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載阮元：《詁經精舍文集》第十一卷，嘉慶揚州阮氏刻本（十四卷）。
[7]葉德輝：《書林清話（附書林餘話）》，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9月，9~16頁卷一“書之稱册”、“書之稱卷”、“書之稱本”、“書之稱葉”。
[8]馮承鈞譯，《圖書館學季刊》第五卷第一期（1931年），47~65頁。
[9]參看風儀誠：《再談戰國秦漢簡牘帛書的形制》，2007年（11月）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
[10]1912年，寓居日本的王國維撰寫了《簡牘檢署考》，論文的初稿，當時就由日本學者鈴木虎雄譯成日文，刊登在京都文學會的雜志《藝文》4、5、6號上。1912年5月31日，王國維將《補證》寄給鈴木，所以《藝文》第6號上有《補證》一節。《簡牘檢署考》中文稿于1914年刊登在《雲窗叢刊》。參看王國維著，胡平生、馬月華校注：《簡牘檢署考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簡牘檢署考》導言”第1頁。《簡牘檢署考》，又載《王國維遺書》第九册（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影印），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9月。
[11]王國維著，胡平生、馬月華校注：《簡牘檢署考校注》，14~58頁。
[12]馬衡：《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261~275頁。原載《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二號（1926年6月）。
[13]傅振倫：《簡策說》，《考古》社刊第6期（1939年），1~38頁。
[14]余嘉錫：《書册制度續考》，《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下册539~559頁。原載《文獻特刊》，1935年10月。
[15]原田淑人：《中國古代簡札的編綴法》，《東方學報》6卷，1936年。
[16]勞幹：《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1960年。
[17]黃盛璋：《簡牘以長短別尊卑考》，《東南日報》（上海）1948年4月7日第七版。
[18]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397~402頁“第九節釋簡牘制度與書寫”。
[19]陳槃：《三訂先秦兩漢簡牘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4本第2分册，1983年6月，1~22頁。
[20]20世紀初期僅敦煌出土幾件帛書，都不是書籍，1942年子彈庫帛書被盜掘出土，楚帛書于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1944年石印本）一書中發表，但因出土帛書資料的不足，學者對帛書格式研究仍停留在傳世文獻資料的整理階段，如陳槃：《先秦兩漢帛書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年6月，185~196頁。
[21]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册制度》，載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武威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9月，53~77頁；又收入《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2月，291~315頁。
[22]《書于竹帛》一書，英文初版印行于1962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原名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中文第一版于1975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文第二次增訂本由鄭如斯教授增補，改題《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于1987年印刷工業出版社（北京）出版。現題《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1月），是中文第四次增訂。參看《書于竹帛》“本書版次說明”。
[23]《簡牘學報》第七期，1980年，1~19、75~136頁。
[24]鄭如斯：《從近年新出土文獻看我國古代書籍制度》，鄭如斯、肖東發編：《中國書史教學參考文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6月，257~266頁。原載《中國圖書館學會第一次科學討論會文件》，1979年。
[25]高大倫：《簡册制度中幾個問題的考辨》，《文獻》1987年4期，247~262頁。
[26]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96~167頁“第四章簡牘制度”。
[27]鄭有國：《中國簡牘學綜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9月，24~44頁“第三章簡册制度”。
[28]馬先醒：《簡牘制度之有無及其時代問題——附商王國維著〈簡牘檢署考〉》，《國際簡牘學會會刊》一號，1993年，3~20頁。
[29]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1~142頁。
[30]劉洪：《從東海尹灣漢墓新出土簡牘看我國古代書籍制度》，《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2月，163~168頁。原載《中國文化研究》1998年春之卷（總第19期），122~126頁。
[31]胡平生：《簡牘制度新探》，《文物》2000年3期，66~74頁。修改稿題爲《簡牘制度再研究》，見王國維著，胡平生、馬月華校注：《簡牘檢署考校注》，“《簡牘檢署考》導言”10~39頁。
[32]洪石：《東周至晋代墓葬所出物疏簡牘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考古》2001年9期，59~69頁。
[33]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1月，135~165頁“第四講簡帛的形制與使用”；《楚帛書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第二版，227~262頁。
[34]馮勝君：《從出土文獻談先秦兩漢古書的體例（文本書寫篇）》，《文史》2004年4期，25~35頁。
[35]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0月，108~220頁“第三章簡帛制度”。
[36]趙超：《簡牘帛書發現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89~98頁“第二章簡帛的考古發掘、科學保護與對古代簡帛制度的研究第二節古代簡帛制度”。
[37]劉國忠：《古代帛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4月。
[38]冨谷至著，劉恒武譯，黃留珠校：《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35~63頁“第三章木簡與竹簡”。
[39]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7年4月，1~62頁“壹 形制篇”。
[40]耿相新：《中國簡帛書籍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6月。
[41]林清源：《簡牘帛書標題格式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2月。
[42]邢義田：《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爲例》，《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23~40頁；又見“簡帛”網2008年4月5日，網絡鏈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15。
[43]孫沛陽：《簡册背劃綫初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449~462頁。
[44]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簡爲中心》，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指導教師：馮勝君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