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至7月1日，“文本世界的内与外——多重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的学者参加会议，共同探讨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差异与通融，探究古典文学文本阐释的多样性与有效性。

　　体现中国立场与方法

　　近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开始了多种尝试。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提到，近几十年，西方“历时性”的学术进程在中国“共时性”地全面呈现，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解释学等理论与方法在短时间内一齐涌入。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从不同路径梳理或反省传统研究方法，如阐发中国的“抒情传统”、总结“中国古代阐释学”特征、诠释中国“古典诗学”等，促使传统研究方法逐步向现代学术转型。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相对独立存在和演变，决定了西方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实际的隔膜。”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表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有责任如实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的写作和阅读轨迹，辨析西方当代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有效性问题；在研究和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史时，体现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中国文学史的多样性和学术性。

　　追溯经典文本传承轨迹

　　浩瀚历史长河中，各类文学文本是如何被交换、保存、传承，又是如何被编纂、辑佚的？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浅见洋二通过考察苏轼文集的编纂情况，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苏轼自“乌台诗案”后，一方面尽力在公共场合减少言论与创作；另一方面也同关系密切的亲友秘密地进行诗歌、书简交流。如元丰六年（1083），苏轼在黄州给友人蔡承禧的书信中写到，“小诗五绝，乞不示人”，其所言五首绝句即为《南堂五首》。苏轼书简所承载的诸多诗歌虽具有私密性质，但陆续被收入在其生前或去世后所编的《东坡集》《东坡后集》《和陶诗集》等，在这些具有公共性质的文本载体中被赋予了位置，成为独立的文学文本。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传递和传承过程中，文人书简发挥了重要作用。

　　易代之际的诗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认为，较之承平时期，易代之际因政权解体与社会动荡，其诗学文献有自己的特点与难点：一是诗歌作品的散佚使研究者无法找到诗人的全部作品或重要作品，从而影响对其诗学思想与诗歌体貌的整体把握和评价；二是真伪混杂，必须进行认真辨析与甄别，方可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三是易代之际的作家归属存在争议，其诗文作品的整理也需要采取独特的编纂方式，同时必须对现存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与考辨，以保证研究文献的可靠性。他表示，从事易代之际诗学研究的学者需具备文史兼通的能力、宽阔融通的学术视野、驾驭复杂局面的概括能力、敏锐鲜活的审美等基本学术素养，但最为基础的依然是对文献材料的广泛搜集与占有。

　　用好数字化技术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也为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兆鹏及其研究团队在广泛收集唐宋作家的年谱、编年笺注的别集及相关论文基础上，挖掘唐宋时期作家作品编年系地数据，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将数据与地图结合，开发出“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数据显示，从诗人地域的静态分布看，唐代诗坛的中心于中唐以前在黄河流域，到晚唐五代则移至南方。从诗人活动空间的动态分布看，诗人的活动空间分布远大于诗人的籍贯空间分布，诗人的流动性弥补了诗人籍贯分布的不平衡性。无论是在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城，还是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州县；不管是文化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是偏远落后的地区，都有诗人活动和诗歌创作。不过，京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对唐代诗人有着强大的吸附力，长安和洛阳是诗歌创作的绝对中心。

　　“必须清醒认识数字化时代给诗歌注释带来的典型‘症候’。”《文艺研究》编辑陈斐表示，漏注典故、误注邻典、释典不确、诂词未切、错解地名、繁冗失裁等，是数字化时代诗歌注释的代表性疏误。数字化带来了数据检索的便利，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习得方式、问题意识和研究模式。只有重视经典、回归文学，不断提升文本感悟力和解读力，同时提倡学诗、重构诗学，努力夯实诗学修养和国学根底，才是身处数字化时代的我们提升诗歌注释乃至整个古典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和治本之方。

　　此次研讨会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