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世界的内与外——多重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主办方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高莹）6月30日—7月1日，“文本世界的内与外——多重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共同研讨中国古典文学文本阐释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本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文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

　　文学研究要看到“文学之外”

　　华中师范大学校党委副书记覃红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覃红在致辞中回顾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历程中取得的成绩，指出了现在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希望与会专家分享学术成果的同时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建言献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胡亚敏在致辞中表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从笛卡尔到费尔巴哈，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的继承，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恩格斯的这段话对我们今天的启发是，文学研究不仅仅要研究文学内部的继承和翻新，同时还需要看到“文学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外部因素可能成为文学存在和变革的重要条件乃至物质基础。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开始了多种尝试，使传统的文学经典焕发出青春。同时，每一种批评模式又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有洞见之处必有盲视”。但总的说来，批评方法的多样和不断更新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文学经典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深化认识人自身。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戴建业在讲话中就古代文学研究方法问题提出了自己深刻的思考。他指出，近几十年来西方“历时性”的学术进程在中国“共时性”地全面铺开，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解释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在短时间内一齐涌入中国，往往是一种新方法还没有学会，另一种新方法就取而代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时间太短难以消化，一方面是学界过于浮躁难以沉潜。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从不同路径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或反省，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们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运用，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仍停留于“自在”的阶段，远没有达到“自为”的水平，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理论自觉。戴建业认为，每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亮点与盲点，关键是研究者要有内在的坚守，而不能随波逐流。“在学术研究方法这一问题上，可以别古今，不必分中外，把哪种方法玩成了‘绝活’，把哪种理论推向了顶峰，那种方法理论就属于我们自己，那种方法理论都必须倾听‘中国声音’。”

　　文学史书写须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教授方铭指出，近代中国废除科举开办新学，大学体制既取西方之用，也取西方之体。20世纪中国人开始书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就把西洋的文学观念深深地渗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之中。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史西洋化就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各个大学的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支撑完全西方化，其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方铭表示，在中国传播西洋文学观念，对于中国人了解西洋文学以及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建立密切交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如果局限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概念的中国文学史撰写视角，就很难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写作状态和文学发展的全景，中国文学的研究就会走上歧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是为了了解历史，同时也是为了把中国古代文学家及其作品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贯彻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活动之中。因此，建立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的文学史书写体系十分必要。”方铭指出，当代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也必须构建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为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体系，发掘民族传统文学的人文诉求和发展脉络及价值，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

　　关注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研究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树福以俄国图拉耶夫主编的《东方文学》为例，展示了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古典文学形象。王树福认为，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人文研究领域，俄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在东方学整体架下进行的。1920 年代左右，俄国科学院院士图拉耶夫教授主编的《东方文学》等著述，直接催生了东方文学的正式出现与最终形成。《东方文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视中国古典文学为有别于俄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的他者形象和民族文学，在学术体制、术语内涵、分析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视野以及著述体式等方面，具有值得深思的特点，体现出鲜明的东方学视野、比较文学意识和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俄国学者普遍把中国文学置于中国文化中考察，放在东方文学和东方历史中去分析，服从也服务于东方学整体学术规范和学术制度，其研究路径体现出强烈的西方精英学术意识和学术范式。

　　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日本宋代文学学会会长浅见洋二通过考察苏轼文集的编纂情况，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文本传递和传承的轨迹。他表示，中国自古就把书简视为一种文体，历代文人持续创作了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书简作品。北宋时期的苏轼，因言论诽谤朝廷而被问罪、投狱、遭贬之后，一方面尽力在公共场合停止或减少自己的言论与创作，另一方面也在与关系密切的亲友秘密地进行诗歌书简交流。像这样在亲友之间形成的小范围文学圈中的文学文本，虽然带有一定的私密性，但随着被收入具有公共性质的诗文集等文学载体，就脱离了书简形式，成为独立的文学文本。由此可以窥见，在文人间的诗歌交流上，书简承担着传递诗歌文本的重要作用。通过苏轼的书简尺牍，我们能更为具体地看到文学文本交换时的实际状态。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还举行了4场12个小组的小组讨论，主题包括“周汉的知识构造与文本制作”“经典的生成与游移”“作为思想印迹的文本”“文本形塑的时代图景”等主题。会议前后，与会专家学者还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师生举行了近二十场主题丰富的高水平讲座和研讨，为华大师生带来了一次学术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