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关于“物色”一词，很早就出现了，其来源为古代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其中就有《物色》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里的“物色”，指的是自然的物色，自然的景色。小说中的物色，其妙处在于表现生活细节，但另一方面更要做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切合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因此，小说中的物色，更多的是生活器具，而非自然景物。当然，物色还有其他意思，比如有动词“寻找”的意思。

但明代真正着力于物色、经营文字、铺排情节的小说，可以说一部也没有。有的只是以某器某物来设置关目，如《二刻拍案惊奇》里面的《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喻世明言》里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它们就突出情节之巧合与钿盒、珍珠衫等物色的密切关系，但并没有突出这些物色的具体性状，描写过于模糊。且“钿盒”这个词，实际上在明代已经很少用了，不过是借用《长恨歌》的成词。因此，这里对钿盒、珍珠衫看似实写，实则形同虚设，就是虚写，只不过是为了展开情节而加进去的，所谓无巧不成书，它们并非生活中使用的器具，带有道具的意味。

很多以器具命名的戏曲小说，也是为了设置关目，突出奇巧。即使是《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虽然涉及很多名物，但都不是为了表现生活的琐碎，并不是生活中的那些瓶瓶罐罐。在这方面，《金瓶梅》与明代的其他小说有很大的区别。《红楼梦》描写大家族的生活，就借鉴了《金瓶梅》这方面的成就。因此，《金瓶梅》可谓当时唯一描写居家过日子并将物色融入故事情节的小说，而《红楼梦》从中借鉴颇多，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如《金锁记》里描写的那些首饰，也是借鉴了《金瓶梅》。

虽然小说里的物色要表现生活细节，但另一方面，也要做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契合小说的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金瓶梅》里的“物”，是物的日常化，是化在日常生活琐碎中，化在人物的心性中，可以使我们了解时代中的生活细节，了解时代中生活的人。《金瓶梅》里的物色，并没有突出其巧其奇，而是展现生活的日常，这也是《金瓶梅》区别同时代其他小说的重要特点。

最近《中华读书报》刊了一篇文章——《一部〈金瓶梅〉写尽中国古代服饰》，说：“一部《金瓶梅》写尽天下服饰！一部《金瓶梅》集古代服饰之大成！一部《金瓶梅》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的博物馆！”实际上，充其量，明代服饰也未能写尽。可以给高的评价，但不能给极端的词。

接下来，扬之水先生对明代小说中的物色，诸如汗巾、宝钗、酒具、茶具等，结合小说的情节与馆藏和出土的文物，做了详细的分析。

古代小说中常见的小物件“汗巾”，《西游记》第二十六回，孙悟空说：“我们走脱了，被他赶上，把我们就当汗巾儿一般，一袖子都笼了去。”说汗巾是搁在袖子里的。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陈大郎托兴哥给王三巧捎信物，其中之一是“八尺多长一条桃红绉汗巾”，八尺多长，这是很长的一条汗巾。后来，这条汗巾又被拢在袖子里，包裹在一封书信里。今人会觉得很奇怪，这么长的汗巾，怎么能搁在袖子里呢？

但这个汗巾其实很轻很薄，并不奇怪，很有名的西汉马王堆出土的襌衣，身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总重才49克。西汉就能做到如此轻薄，在明代更不用说了，可以参看江阴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汗巾实物，可谓薄如蝉翼，轻如鸿毛，完全可以放在信封里和袖子里。

“福寿”字如意边栏万字白绫汗巾

山东邹城鲁荒王墓出土

再比如宝钗，小说中也很常见。《型世言》第十二回《宝钗归仕女 奇药起忠臣》，也是以物来结构故事的，故事点题“宝钗”，题目就预示了故事，说余姥姥引领锦衣卫王指挥之妻逛灯市，归来后发现头上不见一枝金钗，余姥姥建议打一只一样的钗子。王指挥的妻子说，钗子好打，但里面镶嵌的祖传宝石不好找，价值不菲。后来被人拾到，物归原主，王指挥感激不尽，以各种海南物产答谢。这些足可考见明代的生活习俗。小说中提到宝钗的丢失是因为骑驴，把“升箩大髻”颠得松松的，结果戴的钗子丢下了也不知道。

明代的钗，相对唐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唐宋时候，戴钗必须头发梳得很高，甚至必须戴假发。明代插戴方式发生了变化，不需要高髻就可扣上。而且即便是一股，也称之为钗，按道理应该是簪。这些都也可以从《三才图会》和徐俌夫人墓、梁庄王墓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明代笔记中也有相关的资料，透露出钗的插戴方式。

宝钗中镶嵌的宝石，价格昂贵，多来自海外。梁庄王墓出土的宝石，有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因为出土的金锭就刻印了相关信息。中国宝石的镶嵌工艺发展的比较晚，基本上是据宝石的自然形象往上一嵌就完事了，没有进行细致的加工。参照出土文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的细节。

明佚名《宫装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对于酒器的分析，可以先从“一把嵌宝金壶”开始。《二刻拍案惊奇》卷四《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出现“一把嵌宝金壶”，被当作行贿的贵重物品，最后引出了血案。金银器皿嵌宝，在明代很少见，虽然宫廷里有记载。南宋虽然也有记载，但至今尚未发现实物，做得精巧的有各种器皿，但未有嵌宝。但有七宝塔镶嵌宝石，如果类推的话，似乎南宋时做成器皿嵌宝也不成问题。北京永定门外南苑明万通墓曾经出土“金镶宝飞鱼纹执壶”，费城博物馆亦藏有明代的“金镶宝龙纹杏叶壶”，都可以与小说中的“嵌宝金壶”互为参证。

金镶宝飞鱼纹执壶

北京永定门外明万通墓出土

金镶宝龙纹杏叶壶

美国费城博物馆藏

壶作为一种器具，属于酒具，又称酒注，亦称酒壶、执壶，或曰瓶。金银酒注的典型样式之一，是壶身瘦削，修颈，细流，钩柄，外口者通常有盖，盖有各种纽，有的特别讲究，有的还有襻索或钩链，如我们现在的茶壶也有的在盖上绑着绳索，防止掉下来。

明人又按造型，分为金素、银素，所谓“素”，就是光素无纹，没有装饰。另外，《金瓶梅》提到“团靶钩头鸡脖壶”，名字有点神奇，但如果我们看到实物，就一下子能理解这个说法。

另有壶颈短而壶腹圆者，见于严嵩抄家物资中，即所谓“墩子壶”。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金素杏叶壶，大英博物馆收藏有景泰蓝杏叶执壶，其器形如鸡嗉子。另有很多出土的金银器物可以参看，如北京海淀八里庄李伟夫妇墓出土的银六棱花鸟壶、湖北蕲春明代藩王墓中出土的金素杏叶狮顶壶等。

金素杏叶壶

北京右安门外明万贵墓出土

珐琅麒麟杏叶壶

大英博物馆藏

银六棱花鸟壶

北京海淀明李伟夫妇墓出土

狮钮盖金素杏叶壶

湖北蕲春明荆恭王墓出土

金银器具显示了豪华高贵，但真正显示富有还得是玉器。金银器具，见于藩王墓中。而玉制器具，则见于皇帝陵墓，如定陵出土白玉寿字壶，只有皇家才有这种器具，其他人虽或有之，也不舍得用来陪葬，玉是最高级的，金银则显得俗气。

白玉寿字杏叶壶

北京定陵出土

壶是注酒器，而锺盏则是饮酒器，用来喝酒的。明代锺盏尺寸造型变小了，由宋元的撇口浅腹而变为敛口深腹。明人所称锺、盏、杯、盌、瓯所指并不固定，从《三才图会》和出土文物中可以其中的混乱。

《增补易知杂字全书》中的“碗”“盏”图

《三才图会》中的瓯图

实际应用中，锺的称呼更为普遍，在明代的使用范围很广，饮酒之器可以称为酒锺，吃茶的器具也可以称为茶锺。锺的形制也是五花八门，有柄无柄，平底高足，没有统一的样式。湖北蕲春曾出土一个银锺，上面就刻着“银锺”的字样。一般区分杯子和锺盏，主要在于是否带把，杯子通常带把，而锺盏则不带把，但锺盏、杯都有可能用来泛指饮酒器。又有所谓台盏或盘盏，和通常所称锺盏并没有区别。

金台盏一副

湖北蕲春明都昌王朱载塎墓出土

注酒和饮酒之外，还有用来劝酒的。饮酒的时候，先是小锺，几巡过后，开始使用大锺，用来劝酒、传饮，或称之为“侑酒”。古人敬酒，需要另举劝盏或劝杯，酬答者也要用同样的酒杯。劝盏的体量比较大，样式也较为特殊。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翡翠砚》一则提到“出碧玉杯劝饮”，其中的碧玉杯，不是人手一个碧玉杯，而是拿出这个碧玉杯来劝酒。同书《宣和玉杯记 》一则又云“出所珍双玉，佐以文犀，奇窑诸爵，琳琅溢目”，就是拿出两个玉杯和特殊的酒杯来劝饮，这不是通常我们人手一个的杯子。

李玉《一捧雪》，京剧现在还在演折子戏，其中有“蟠龙雪玉杯”，也是用来劝饮。这种劝杯、劝盏宋元时代就已经有了。明代又有所发展，装饰也别有花样。《梼杌闲评》第三十七回：

傅应星虽然是魏忠贤的外甥，但不满魏党，因此攻击魏党张体乾。席间用到的“梅花杯”，就是用来罚酒的酒杯。这个故事是明末的，其中最晚的事是到崇祯三年。我们可以参看北京永定门外明万通墓出土的金镶宝桃杯，万通是万贵妃的亲戚，这个金镶宝桃杯非常讲究，其来路当非一般。

金镶宝桃杯

北京永定门外明万通墓出土

除了酒器，还有茶具，茶和酒是连在一起的。两宋时，茶多在酒后。但是明代小说，比如《金瓶梅》里，都是饮茶在先，来了客都是献一杯果茶，所以总会配上取果的茶匙。高濂《遵生八笺》云：“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又云：“竹茶匙也，用以取果。”竹子做的茶匙，是为了清雅。

传教士利玛窦《关于中国的某些习俗》云：“客人就坐以后，宅中最有训练的仆人穿着一身拖到脚踝的袍子，摆好一张装饰华美的桌子，上面按出席人数放好杯碟。里面盛满我们已有机会提到过的叫作茶的那种饮料和一些小块的甜果。这算是一种点心，用一把银匙吃。”

其中所说的“银匙”，就是银茶匙，这是利玛窦眼中的景情，说得更为客观一些。我们可以参看梁庄王墓出土金杏叶茶匙，这就是用来取果的，金制的，杏叶的造型，因此叫杏叶茶匙，在小说里经常出现。杏叶也是常见的造型元素，比如，定陵就出土过锡杏叶茶壶，壶身即有“杏叶茶壶”字样，即自名为杏叶。除了杏叶茶壶，明代有杏叶酒壶、杏叶茶匙等。

金杏叶茶匙

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

锡杏叶茶壶

北京定陵出土

茶壶和酒壶，在宋元的时候区别不太大，因为酒壶是从茶壶中分离出来的。唐代长沙窑出土的瓷器中，就有注明此是饮器，不是茶壶。也就是说，他们的样式是相似的，因此文字注明分别。

“此是饮瓶不得别用”执壶

长沙博物馆藏

我们再看故宫收藏的《朱瞻基行乐图》，画中桌上有各种器具，有杏叶酒壶，有盏盒、台盏，摆着各种金碗、金注、银注，这就朱瞻基一个人的饭桌所用到的各种器具，供他投壶之后享用。

《朱瞻基行乐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酒器质地有陶、瓷、漆、木、铜、锡、金、银、犀、玉等等。其中明初还一定的限制，谈迁《枣林杂俎》智集“品官酒具”条谈到：“一二品官酒器俱黄金，三品至五品銀壶金盏，六品至九品俱银，余人用瓷漆木器。”谈迁解释道：“太祖起兵间，习于节俭，又深惩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为寒乞，则所谓‘彬彬郁郁’也。”

但是豪奢之风起，几成空文。何良俊《四友斋备说》卷三十四：“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所用酒杯即“双螭虎大金杯”，其中“金滴嗉”，就是金素壶。北京右安门外，婉贵妃父墓出土双耳白玉杯，我们可以据此推想“双螭虎大金杯”的式样。“金台盘一副”，则当为与“双螭虎大金杯”等相呼应的承盘。二十余人，每人都有金台盘一副，如此豪奢，即使是《金瓶梅》里富甲一方的西门庆也比不上，正好可以和小说所描写的进行对比。

螭虎双耳白玉杯

北京右安门外明万贵墓出土

那《金瓶梅词话》里都是怎么描写这些金银器具的呢？都有什么样式呢？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家巴尔扎克说：“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应该充当他的秘书。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也就是风俗史。我将不厌其烦，不畏其难。”这当然说的是他的《人间喜剧》，但比之早两三百年的《金瓶梅词话》，其作者未必有这样的自觉，但客观上做到了，写下了明代的社会风俗史。其中也涉及了酒事，将酒事揉进了小说的叙事中。

《金瓶梅词话》不是“酒话”，不是专门写酒事的。其酒事多为西门庆家的酒事，也可以视为明代豪门富户的酒事，当然没法与钟鸣鼎食的宴席相比，没有那么大的规模和排场，没法像《朱瞻基行乐图》那样。胸无点墨的暴发户，更不可能有文人才子中的风流雅韵。袁宏道《觞政》，以历代《酒经》《酒谱》等为“内典”，《庄子》《离骚》等为“外典”，又特别举出《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

《金瓶梅》虽不是“酒话”，不过西门庆在世的七十九回，有七十七回不曾离了酒。而诸般酒事往往一石三鸟，或草蛇灰线，埋下线索，种种物理人情，尽可见明代酒事中世相百态。酒事已经化入日常生活的琐碎里，以见人物的心性，以见风俗史，而非用作奇巧关目。袁中郎读《金瓶梅》，能看出这一点，真可谓独具慧眼，颇有心得。

于此我们亦可看出明代的酒文化，此前的任何一部小说写酒事都没有《金瓶梅》这样的入微传神，缺乏细节刻画。如果求雅，玉器为胜；若论奢华，还是金银为要。《金瓶梅词话》的酒桌上，舞盏持筯，多为金银，几乎没有提到日常生活中有玉器。出现在小说里的银素、金壶、团靶勾头鸡脖壶、银高脚菊花锺、小金菊花杯、大金桃杯、金台盘、银台盘等等都有明代实物可见，许多明代出土文物都可以参看，如大英博物馆藏银台盘和剔犀银里锺、衢州博物馆藏金高脚菊花锺、梁庄王墓出土的金爵杯等。另外辽宁省博物馆仇英《清明上河图》画中有金器、漆合、细巧茶食，其中的漆盒很常见，也很方便，各种吃的都可以放到漆盒里。

银台盘

大英博物馆藏

金高脚菊花锺

衢州博物馆藏

金爵杯

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明代的饭桌可以按照主人的需要，临时选定摆设地点。《金瓶梅》第三十四回，西门庆陪应伯爵在翡翠轩坐下，令玳安放桌。《金瓶梅》第三十六回西门庆陪安进士游花园，“向卷棚内下棋。令小厮拿两个桌盒，三十样都是细巧果菜、鲜物下酒”，这“三十样”都是放在桌盒里，也就盏盒里，这个细节场合可以与《朱瞻基行乐图》、仇英《清明上河图》参看。饭桌可以临时摆设，凉棚也可以临时搭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生活风俗，其实在《红楼梦》里也是如此。

酒桌摆好了，那在酒桌上究竟要做什么事情，何等式样，何等大小的桌子，也要依人物多寡、尊卑、亲疏而定。明宋诩《宋氏家规部》卷三有“奉宾客”一节：“凡有贺谢多仪而来，必留列桌，特致诚敬。凡有执贽而来,必留列桌，特致诚敬。或馈以馔，或侑以币，视齿德尊贵，隆以殊礼绝席。”

《金瓶梅》第五十五回讲到翟管家摆筵席为西门庆洗尘，“只见剔犀官桌上，列着几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羞美味”。同书第四十九回：“只见五间厅上湘帘高卷，锦屏罗列。正面摆两张吃看桌席，高顶方糖，定胜簇盘，十分齐整。”后文又提到：“西门庆早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金银器，已都装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抬，叫下人夫伺候。”

西门庆奢华地招待宋御史、蔡御史，但后来西门庆得到了远比这次酒席更丰厚的回报。通过蔡御史，西门庆早早地弄到了盐引，大赚一把。可以说，西门庆摆下这样的酒席，就是非常体面地行贿。

第四十七回：“小金锺儿，银台盘儿，慢慢斟劝。饮酒中间，西门庆方题起苗青的事来。”酒入三巡，喝的差不多了，西门庆才提起要做的正事。文中“小金锺儿，银台盘儿”是合成一副的金盏银台。

第七十二回：“因见文嫂儿在旁，便道：‘老文，你取副台儿来，等我与太太递一杯寿酒。’”这就是前面说的，要有专门劝饮或敬酒的专门器具，不是一般的酒杯，所以令人“取副台儿来”，就是台盏，有一个承盘，上面再搁酒盏，所以下文说：“文嫂随即捧上金盏银台。”这些都不是普通人日常所用。

第四十九回：“于是韩金钏拿大金桃杯，满斟一杯，用纤手捧递上去。”酒器的使用，《金瓶梅》中处处可见，作者是用了心思的。“大金桃杯”，即使在西门庆家，这也不是平时所用的酒具，这是西门庆为了招待蔡御史，表示对他非同一般的尊敬。

再看《金瓶梅》里面西门庆家一顿早餐的金银器具，第二十二回写到：“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炖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儿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西门庆陪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锺筛金华酒 ，每人吃了三杯。”这是西门庆家一顿很普通的早餐，也使用了这么多家什。

未酒先茶，酒具很讲究，茶具也不能不讲究。《金瓶梅词话》里吃的都是果茶，茶锺之外，一柄茶匙是必不可少的。第七回：“只见小丫鬟拏了三盏蜜饯金橙子泡茶，银镶雕漆茶锺，银杏叶茶匙。妇人起身，先取头一盏，用纤手抹去盏边水渍，递与西门庆。”其中提到了“蜜饯金橙子泡茶”和“银镶雕漆茶锺，银杏叶茶匙”。

第十二回：“只见少顷，鲜红漆丹盘拿了七锺茶来。雪绽般茶盏，杏叶茶匙儿，盐笋芝麻木樨泡茶 ，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盏。”第十五回：“少顷，顶老彩漆方盘，拿七盏来，雪绽盘盏儿，银杏叶茶匙，梅桂泼卤瓜仁泡茶，甚是馨香美味，桂卿、桂姐，每人递了一盏，陪着吃毕茶，接下茶托去。”后文还写到了“金杏叶茶匙”，招待不同的客人，据身份的不同，而用了不同的茶具。

最后互动阶段，有听众说：“当时的生活太奢华了，这是不是也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呢？”扬之水先生回答道：“我只是攫取明代小说中的一个点而已。明代的奢华，集中在少数人，他们在明代有各种途径可以享受奢华。普通百姓生活，以瓷器为主，出土金银器很少。小说总归带有猎奇色彩，涉及平民的不多。底层百姓和顶层是有很大差距的。我的书，不仅涉及酒和茶，还涉及床、首饰等等。今天所讲只是我所了解的一方面。”

—  完  —

如果您读得还不尽兴，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喜马拉雅FM收听本次讲座的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