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注意到善本阅览室的读者在日益增多。据统计，当时单是前来查阅方志的，每年就达两万多人之多。人们意识到，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股新的文化和学术热潮即将到来，国内外学术界阅读、研究古籍善本的需求将不断扩大。这种需求对古籍尤其是善本的保存保护来说，自然是一种威胁。要知道，纸寿千年，珍本古籍的“藏”与“用”从来就是一对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北京图书馆于1988年到1998年十年间，将馆藏近五百种珍本古籍系统地选编影印出版，供学术界研究利用。这套丛书所收古籍包括宋金元明清各代的刻本，元明清三代的抄本、稿本，其中近四分之一为北京图书馆独家收藏的孤本。成书为精装16开，上下双栏，全120册，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大型丛书的好处，正在于能容纳更多的珍善典籍，便于研究者利用。这套丛书甫一面世，就受到了学界和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每册单独定价，学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选购自己用得着的品种；图书馆则多整套购买。这套丛书虽因出版周期过长，整体规模大、定价高，导致曾经有一段滞销期，但出齐后销售进度特别快，没几年即告售罄。这无疑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对学者来说，自己需要的珍贵文献可以手置一册，随时翻检；图书馆则通过善本的复制品，可以更好地保护原始文献了。不过，限于各种条件，尤其是图书馆界整体的开放性不够和出版社尚无实力全面铺展，北图出版此套书后，其他图书馆并未跟进，出版社当时也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北图馆藏资源的开发上。

200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承担了国家项目——“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这一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仿真再造形式对善本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的最重要的项目，备受世人瞩目。这一项目汇聚了国内数十家重点古籍收藏单位最重要的珍贵典籍，一期完成758种古籍文献，二期完成583种，线装计2377函13400册。无论从规模和形式而言，《中华再造善本》都超出《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很多。

不过，再造两期合计不过1300多种，加上计划运作的第三编，也只有两千余种。而现存珍本古籍，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8年出版）统计，称得上传世孤罕的即有四万五千种之多，可见目前已经影印出版的，极为有限。《中华再造善本》的仿真复制、函套线装形式也决定了它所能吸纳的文献数量有限，不能将珍善典籍尽数网罗。

显然，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之外，有必要做更进一步的工作，系统、深入挖掘藏书机构的珍本文献，为学术界和图书收藏机构提供更丰富、更全面的仿真影印本。如能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为样本，陆续出版各藏书机构的珍贵典籍，则既能为各藏书机构珍本文献的再生性保护提供可能，同时让这些文献有成百上千的替代品，发挥文献资源应有的学术价值，从而为弘扬传统文化、实现强国梦奠基。而这一工作，也必然能得到目前正如火如荼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支持，保护和利用珍贵典籍，正是这一计划的核心主旨所在。

这一工作，还具备了另外一个切实可行的客观条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历史文献影印领域经营二十余年后，已经逐渐脱离完全依靠本馆的单一模式，与海内外藏书机构陆续展开业务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以馆藏为基础的专题丛书，如“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这些图书也深受欢迎。实践证明，以馆藏为基础进行文献开发，不仅符合学术研究需要和收藏需要，而且操作性更强，对促进文献批露意义重大。以地方志为例，一次性收集千余种稀见方志是难以想象的，而以馆藏为基础开发，目前已有近三十家重点收藏单位参与，开发稀见方志近两千种。

为此，2011年天津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李国庆先生向国图出版社倡议出版各馆珍本丛刊时，与社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年即开始计划并实施《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出版社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汇报后，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五年后，《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已出版天津图书馆卷、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卷、安庆图书馆卷、澳门大学图书馆卷、西南大学图书馆卷、武汉大学图书馆卷、河南大学图书馆卷等近十种300余册，涉及珍贵典籍近千种。同时正在编纂哈佛燕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东北师大图书馆等十余家的珍本丛刊。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有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几家机构也出版了珍本丛刊，虽然没有得到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支持，也属不谋而合，与《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形成合力，共同向学术界、图书馆界提供最重要的古籍文献。

经过与全国范围内图书馆古籍界同仁的多次讨论与磋商后，出版社形成了可操作性很强的出版方案。中华民族是以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一文明薪火相传最好的见证，莫过于浩如烟海的传世经典，其丰富、完备程度远非其他民族可及。古籍文献主要收藏于全国图书馆系统，据调查，各级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单位共收藏古籍2750万册，其中可列入善本的有近250万册。按品种和版本估算，则大致有20万种50万个版本。除图书馆系统外，公立机构尚有博物馆、寺院等藏有大量古籍。此外，散失海外的珍本秘籍也不在少数。毫无疑问，这些珍贵典籍是我们独有的宝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弥足珍视。

这些典籍中，最受关注和重视的，无疑是善本或曰珍本古籍。基于中国文化以源点扩散的形式，越是早期文献，其文献价值越高；与此同时，因年代久远，数量既少，保存尤难，其文物价值自然更高。对于善本，因其珍贵，其保存机构一般以保护为第一要务，但这些典籍对于研究传统学问和学术发展不可或缺，所以在“藏”与“用”的问题上，不免矛盾、困扰。历史上，对于善本古籍的摹写、影抄、影刻，是最解决这个矛盾最重要的方法。明清两朝留存至今的古籍，有大量的影刻、影写宋元版本，即为例证。西方印刷技术传入后，石印等手段为善本影印提供了极为便捷的方式，由此，民国时期出现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多部足以传世的大型影印古籍经典丛书。这些丛书将大量历代深藏内府和藏书楼的珍本秘芨公诸于众，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至今造福学界。    

《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收集的内容及采用的形式，决定了它也能成为传世经典，为当代和后世提供极其丰富的文献宝库。